今日走進大稻埕，布行、茶莊與南北貨構成了人們熟悉的老街印象。若將目光從商行延伸至臺北盆地周圍的山林與農地、將時空推回百年前，便會發現另一段與深邃的色彩歷史。藍染的植物曾經生長在臺北的農地；由農家加工成藍泥，運輸至染坊再由商行輸出海外。種植、製靛、運銷與染布，構成了不為人知的台北染色產業鏈
臺灣早期使用的藍染植物，主要包括木藍與山藍，分別俗稱「小菁」與「大菁」。兩者雖然都能製成藍色染料，適合的生長環境卻不相同：木藍適合日照充足、較開闊的耕作地，山藍則適合潮濕、半遮蔭的環境。臺北盆地的平地與周邊山區，因此形成不同的藍草種植地景。
十九世紀後半的清代，北臺灣已發展出藍草栽培與製靛產業。根據《臺灣總督府統計書》明治三十一年（1898年）的統計，芝蘭一堡的木藍栽培面積為23.6甲，收穫量118,000斤；芝蘭二堡為5甲、10,000斤；大加蚋堡則為4甲、4,000斤。這些數字呈現了日治初期臺北地區的木藍栽培規模。
當時的堡界與今日行政區並不完全重合。芝蘭一堡涵蓋今日士林、內湖等地，芝蘭二堡涵蓋北投、蘆洲等地，大加蚋堡則包括今日臺北市中心的部分區域。從這些記錄可見，藍草栽培並不限於偏遠山區，也曾存在於今日都市及其周邊地帶。
藍草收割後，還需經過加工，才能成為可供染色與販售的染料。傳統藍染製靛常利用山谷水源，在引水方便的位置設置菁礐（「礐」在此讀音同「雀」）等池體。製作者將採收的枝葉浸泡於水中，待色素前驅物釋出後，取出枝葉，加入石灰並攪打，使靛藍形成、沉澱，再去除多餘水分，取得泥狀染料，稱為「藍泥」。
山區製靛依賴水源、地形與勞力，相關設施也在地名中留下痕跡，例如陽明山一帶的菁山路、平菁街與菁礐溪，以及北投清天宮附近的頂菁礐、中菁礐、下菁礐。士林平等里內寮與平林坑溪周邊，也有菁礐遺跡的紀錄。
文山與深坑同樣有種植藍草、製作藍泥的歷史。山區產地與溪岸商業聚落的發展，使農產品得以透過商販進入城市市場。藍草與茶葉曾出現在這片山區的產業歷程中，反映土地利用與市場需求的變化。
日治時期的地方統計，也留下製靛規模的具體記錄。文山區公所公開的文史資料轉錄《深坑廳第三統計摘要》等文獻，記載明治三十六年（1903年）深坑廳有69戶藍泥製造戶，年製造量為104,800斤，價額3,668圓。這裡的「深坑廳」是當時的行政範圍，不完全是今日的深坑，但依然可見當時的生產盛況。
山區製成的藍泥，透過染料商與染房之間的交易，連結產地與城市。大正五年（1916年），楊漢龍刊於《臺灣農事報》的山藍調查，記錄了新店、深坑兩支廳產區與大稻埕染料商之間的往來，部分產區當時仍維持一定規模的栽種與製造。大稻埕不只是布料買賣的場所，也是連結染料產地與染房的商業據點。
商工名錄則讓這段產業歷史留下可追尋的店家記錄。依《臺北市商工人名錄》昭和九年（1934年）版的相關條目，可整理出五家位於大稻埕周邊的染料店。這些商號經營染料供應，與實際替布匹染色的染房各有分工。另據《臺灣商工名鑑》昭和四年（1929年）版的相關條目，可整理出臺北市19家染色相關工廠與商店，呈現當時市街染業的分布。
染料供應網絡也延伸至河流沿岸的染布聚落。依三峽金聯春染房後人的口述，大正九年（1920年）前後，曾有稱為「菁仔客」的商販搭船販售藍靛，向染房供貨。這段記憶留下染料沿水路運銷的身影，也呈現製靛者、商販與染匠之間的往來。
進入二十世紀，以天然藍染為基礎的產銷關係逐漸改變。隨著合成靛藍及其他化學染料輸入，染料商與染坊有了不同的貨源與染色選擇。本地藍泥的市場受到壓縮，部分產區也因茶業發展等因素轉變土地利用，種菁與製靛的生計逐漸衰退。城市的染色需求仍然存在，染料來源與生產方式卻已改變，連帶重塑臺北商業街區與周邊農村的關係。
一塊深邃的藍染布背後，連接著農地、山林、水源、製靛池與商業街區。透過統計史料、產業調查與地方記憶，我們得以重新串起陽明山、北投、士林、文山與大稻埕的染業歷史，看見今日都市景觀之下，曾經存在的藍染產業網絡。